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方针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引领法治中国建设迈向良法善治新境界。其中，全民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工程。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深入推进全民守法，让法治成为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坚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教育放在首位。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新时代法治宣传教育中，应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摆到首要位置，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针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过程中提出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推出一系列趣味性、可读性强的普及性读物，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最大限度地增进干部群众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广泛认同。充分发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百姓宣讲优势，紧密联系百姓身边的变化，联系百姓普遍关心的法律问题，切实增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宣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加强宪法宣传教育。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意识。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宪法纳入国民教育，融入校园文化，持续举办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宪法晨读”等系列活动，在青少年成人礼中设置礼敬宪法环节，增强青少年宪法观念。建设国家宪法宣传教育馆，建设各类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基地，通过升国旗、奏唱国歌等仪式和开展重大节庆活动，增进全社会对宪法的尊崇和信仰。

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体系。树立把法治教育贯穿于日常生活全过程的理念，从细节抓起、从小事做起，积极引导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交通规则、做好垃圾分类、杜绝餐饮浪费、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等，培养规则意识，培育良好法治环境。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加强以案普法、以案释法。落实媒体公益普法责任，综合运用“报、网、端、微、屏”等资源和平台，推动法治融媒体建设，创建法治品牌栏目、节目，提高法治宣传教育实效。

推动树立法治信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法治，才是真正牢不可破的法治。”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要把树立法治信仰作为法治宣传教育的重点任务，引导全体公民把法治内化为内心信仰、外化于行为习惯。

健全守法激励机制

坚决改变那种遇事找人找关系的现象，引导群众遇事找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个人情社会，人们的社会联系广泛，上下级、亲戚朋友、老战友、老同事、老同学关系比较融洽，逢事喜欢讲个熟门熟道，但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权力领域，就会带来问题，甚至带来严重问题。”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以实际行动让群众相信法不容情、法不阿贵。

坚决改变那种有问题靠闹来解决的现象，引导群众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决不能让那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现象蔓延开来，否则还有什么法治可言呢？”要依法打击以闹取利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效遏制“闹”文化，有力维护法律秩序。

坚决改变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让遵纪守法成为理性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决改变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谁违法就要付出比守法更大的代价，甚至是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代价。”要拿出治本措施，对违法者用重典，使从业者不敢、不愿、不想违法。要完善立法，加大法律惩罚力度，提升违法犯罪成本，提高违法犯罪的惩治率，最大限度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坚决改变好人吃亏、坏人得利的现象，充分发挥法治的惩恶扬善功能。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要坚持公正司法，发挥司法断案惩恶扬善功能。要坚持依法办事，让遵法守纪者扬眉吐气，让违法失德者寸步难行。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依法惩处失德败德的违法行为，让正能量更强劲、正气更高扬。

坚决改变善行义举难行的现象，形成好人好报、德者有得的正向效应。《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提出，完善激励机制，褒奖善行义举，形成好人好报、德者有得的正向效应。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依法认定“涞源反杀案”等案件中的正当防卫行为，引领、重塑正当防卫理念，“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深入人心。审判机关通过审理“撞伤儿童离开遇阻猝死案”“患者飞踹医生反被伤案”等案件，破解长期困扰群众的“扶不扶”“劝不劝”“追不追”“救不救”“为不为”“管不管”等法律和道德风险，让司法有力量、有温度。

深入推进依法治理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完善调解、信访、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把干部下访和群众上访结合起来，把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起来，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要整合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资源和力量，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深入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保障权益、维护稳定，让基层社会既和谐有序又充满活力。应依法健全落实社区治理的权责清单，完善社区议事协商制度，鼓励开展居民说事、民情恳谈、民主协商等活动，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管、民事民办。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对欠发达地区专业法律服务人才和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的政策扶持力度，大力推广运用远程网络等法律服务模式，促进优质法律服务资源向农村辐射。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和国家司法救助制度，保障困难群体、特殊群众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权益。加快律师、公证、仲裁、司法鉴定等行业改革发展，完善公共法律服务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推进公共法律服务标准化、规范化、精准化。健全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充分发挥村（居）法律顾问作用。加强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建设，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与先进科技手段深度融合，尽快建成全业务、全时空、智能化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

（作者为《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  黄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