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1日以来，昆明两级法院严格按照《关于严格依法规范民事案件立案与调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精神贯彻工作要求，积极引导当事人从诉前调解程序向先行调解程序转变。昆明法院严格遵守立案登记制，对于现场立案、邮寄立案、网上立案等多种立案渠道接收的案件，对符合法律规定受理条件的民事案件，均编立“民初”案号进行立案，并流转审判系统全流程进行管理，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2025年1月1日至3月25日，昆明法院民事一审案件新收52956件，同比上一年度增长23118件，收案率上升177.48%。对于双方当事人均有调解意愿的，案件转入先行调解程序进行调解。截至3月16日，昆明法院先行调解成功结案2156件，同期诉前调解成功结案13139件，同比下降83.59%。《意见》实施以来，有效解决了法院“立案难”问题，但也暴露出一些新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类型性纠纷大量直接涌入立案环节，收案量激增。近年来，物业纠纷、金融借款纠纷、信用卡纠纷等案件量大幅增长，涉房地产群体性纠纷频发，先立案后调解工作要求出现后，此类案件分流工作难度加大。同时，立案工作人员及调解人员还在对新制度的适应和磨合，系统对制度的要求匹配度不够，影响工作效率。
二是立案统筹难度增大，因“先立案后调解”模式的实行，民事一审案件数量大幅度增长，案件立案后必须调解或审理，案多人少矛盾更加突出，立案统筹难度增大，主城区法院尤为明显。如金融案件在先行调解模式下的立案问题。金融案件是否要以民初立案，若以民初字号立案，诉讼案件增幅会大幅加大，若不以民初字号立案，目前人民调解平台已不允许有诉前调解案件。
三是系统功能不完善，流转衔接存在障碍。《意见》明确取消“诉前调”字号，改为直接立“民初”字号后，在诉中调解与审判程序衔接上存在脱节，法官与调解员无法快速适应在新模式下开展调解工作，例如调解期限计算不清、调解失败后案件流转效率低，影响整体审限管理。调解成功后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但系统无法直接将“民初”转为“民特”字号，导致一个案件出现两个不同字号的情况。另外现行系统没有文件所需的结案方式，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且不申请出具法律文书的案件，“民初”字号无法以“其他方式”结案。
四是调解意向确认难。编立“民初”字号的案件后，当事人秉持着有案必判的理念，调解意愿大大下降，想要取得双方当事人先行调解意愿较为困难，如昆明中院主要受理的民事一审案件类型为大标的建设工程案件、金融借款案件和知识产权案件及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此类案件普遍授权委托代理律师，对律师的引导工作较难开展，中院层级开展先行调解难度更大，建议中级人民法院与基层法院分级考核，设置不同的考核区间。
五是调解时限变短，调解难度加大，调解成功的案件减少导致调解组织、调解员收入降低，调解员调解意愿下降。实践中，同时由于当事人联系方式缺失、无法联系、隐匿地址、身在外地等客观原因，实际调解过程中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召集各方当事人现场参与调解，效果往往达不到预期。另，基层法院发现有的诉中案件当事人愿意调解，律师不同意调解，律师为了案源，让当事人不同意调解，一审案件判决后，让当事人上诉，有的甚至是一个离婚案件，律师为“生意”，让当事人提出离婚，不提财产分配，离婚案件一审、二审结束后再提起离婚后财产分配纠纷。
六是延期意向确认难。大量案件的原告因已立案，均不愿意延长调解期限，且7至15天因不扣除审理期限，案件转入审判流程，审判法官的办案压力进一步增大，且对于调解期限把控不够，调解期限延长、审限扣减等没有规范的操作流程。
据此，昆明法院建议：一是优化培训指导，建议最高法院统一开展先行调解工作的相关培训，让法官与调解员积极学习先行调解工作的技能，提升纠纷化解履职能力；进一步打造法院主导、社会力量多元参与的调解员培训平台，搭建以业务技能、技巧和方法为主线的培训模块库，开展集中培训；建立调解员会议制度，不断提升调解员调解能力和法律专业素养。二是完善诉讼服务中心功能，不断完善诉讼引导、先行调解、繁简分流等功能，实现诉讼服务与审判工作、诉讼服务与调解工作、诉讼服务与信访工作的无障碍联动，确保衔接到位。三是进一步明确诉中调解的适用范围和流程，进一步提高诉中调解的成功率。四是强化督导考核，加强对于先行调解效率、文书质量进行抽查测评，严禁强制调解、久调不决，确保先行调解工作落地见效。
下一步，昆明法院将继续贯彻落实《关于严格依法规范民事案件立案与调解工作的意见》，不断完善诉讼引导、先行调解、繁简分流等功能，努力实现诉讼服务与审判工作、诉讼服务与调解工作、诉讼服务与信访工作的无障碍联动，确保衔接到位。充分运用昆明地区较为成熟的市场化收费调解制度，激励调解组织、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做好对调解员培训的指导工作，不断提升调解员调解能力和法律专业素养，打造法院社会力量多元参与的多元解纷模式，进一步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不断完善分层递进、繁简结合、衔接配套的多元解纷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