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实施30周年。30年来，海商法在加强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和维护海洋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新时期海商法治必须顺应新的形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商法制度体系。

纵观全球，海商法具有悠久的发展史。在我国，海商法的诞生经历了较长的历程。1951年，海商法立法工作正式开始，九易其稿，至1963年形成了“海商法草案第九稿”。此后海商法立法工作一度停滞，直至1981年重新开启。1991年，海商法最终草案完成。1992年11月7日，海商法正式通过，自1993年7月1日起施行。

海商法的颁布实施，开启了我国海商立法的新篇章。该法兼收并蓄，既能兼顾实践亦具有前瞻性，既具有国际性又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可以说，30年来，海商法实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效。

海商法通过设立完备的船舶和海上运输规则，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其中海运贸易占到我国货物贸易的95%。

海商法通过维护本国航运权和对相关利益主体的保护，推动了我国航运事业的发展。目前我国海运航线和服务网络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港口规模、船员数量、造船产量、海运船队规模等位居世界前列。

海商法促进了海商事纠纷的高效解决。以海商法为依托，我国建立了专门化的海事审判体制和海事程序法律制度，健全了国际海商事司法协作机制和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等具体制度，成为世界上审理海商事案件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时，司法机关通过探索海事纠纷诉源治理，推动了海商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并形成了诉裁调对接的一体化纠纷解决方式。

海商法颁布后，我国海商事领域的国内立法体系也紧随其后逐步完善。对外贸易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法律陆续颁布，极大充实了海商事法律体系的内容。我国还加入了一系列海商事国际公约。例如，不久前签署的《北京船舶司法出售公约》，是第一个以中国内地城市命名的国际海事公约，是我国积极参与海商事规则制定的成功示范。当前，以海商法为核心的我国海事海商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航运业的发展，国际航运实践和国际海商事立法均已发生巨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贸易形态、航运产业结构、国际国内法律环境等也有了深刻改变，现行海商法构建的法律制度体系在很多方面已滞后于时代发展，不能有效适应航运和贸易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海商法修订提上日程，受到业界广泛关注。笔者以为，海商法修订过程中应坚持以下原则：

坚持中国特色和国际化本色相结合。一方面，要从国情出发，充分反映我国航运业实践，维护国家利益和航运经济利益。例如，当前我国沿海货物运输的计划经济痕迹已完全消除，可以将其并入到海商法的调整范围。另一方面，基于海商法的国际化本色，也要继续重视与当今国际海事立法接轨，进一步作出调整。

坚持一般法与特别法相结合。我国民商事法律体系已取得根本性的进步。海商法作为特别法，应当始终保持与一般民商事法律一致。船舶物权、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时效等规则要与民法典相关规则一致，海商法的船员规则应当尽量与修改后的海上交通运输安全法一致。同时，也应当尊重和保持海商法中的特殊性规则，且特别规则优于一般规则适用。

坚持稳定性和创新性相结合。一方面，要坚持海商法的稳定性，保持其立法的基本原则和整体结构框架不变。另一方面，应当根据航运业的发展变化，对海商法相关内容进行制度创新。比如，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电子单证得以诞生，随着航运经济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大量的船舶融资租赁应运而生，海商法应对此作出回应。同时，随着绿色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基于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利益维护的需要，新的海商法也需设立船舶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作者：付荣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法学教研室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