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系统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强调“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依法治市，创新城市治理的理念、模式、手段，用好市民服务热线等机制，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从城镇化结构的深度转型，到技术革命驱动治理模式改革，智慧城市应运而生，在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实践中不断发展。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提升管理水平，着力打造智慧城市”。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观看“数字杭州”建设情况时指出，“从信息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2024年5月，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等部门印发《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进一步丰富了智慧城市的内涵，将城市治理推向更高质、更高效的发展。

智慧城市作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支撑与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在顺应全球技术浪潮的同时，更需直面治理法治化滞后于技术迭代的深层矛盾。发展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治理现代化为导向，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破解技术应用、权利保障等方面难题，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从技术先行向制度型创新跃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以人民城市理念引领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智慧城市建设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信息化，通过信息化手段夯实基础，实现城市管理的数字化覆盖；第二阶段是智能化，借助数字技术智能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治理效率；第三阶段是智慧化，实现城市系统的高度协同与创新。2013年1月，住建部公布了首批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之后总数增加到290个。该阶段智慧城市主要与“互联网+”“人工智能”“5G”等词同时出现，各省（区、市）将电子政务的全面推广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中心任务。2016年开始，聚焦于“城镇化”“智慧交通”“智慧城管”等智能技术在城市中的应用。随着2017年底新型智慧城市的提出，逐渐向“城市建设”“城市治理”“城市服务”转变。这一阶段体现了智慧城市从概念到实践的深化，行政自动化便是这一阶段的产物，展现了从被动使用技术到主动驾驭技术、从工具依赖转变为治理智慧的跃升。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明确了智慧城市建设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为新时代智慧城市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一演进过程既体现了对城市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也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信息化解决“有没有”，到智能化解决“好不好”，再到智慧化解决“优不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智慧城市建设生动践行了“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根本立场。其“智慧”内核不仅是技术迭代，更是以人民需求为前提的系统性变革。智慧城市的本质，在于将“以人民为中心”具象化为以民生痛点感知为起点、以人民安全权益为底线、以全民共建共享为路径，使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深度融合，由此构建能感知民生温度、能响应真实诉求、能自主进化调适的城市生命体。从政府主导到民众参与、从数据孤岛到共建共享、从技术赋能到制度赋能，以人民理念为引领的智慧城市治理是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并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智慧城市建设的要素融合

作为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重要阶段和载体，智慧城市以智慧技术、智慧产业、智慧管理、智慧生活、智慧人文等为重要内容，以互联网、物联网、电信网、广电网、无线宽带网等网络的多样化组合为基础，优化组合已有的各种生产要素，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是以人民理念为引领、技术赋能城市建设的真实写照。这一发展模式的价值与特征，集中体现为智慧与创新、宜居、美丽、韧性和文明的协同共进。

创新是智慧城市的动力源泉，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承担引擎作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五大转变——“转变城市发展理念”“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城市发展动力”“转变城市工作重心”“转变城市工作方法”，这种转变不是单一的技术革新，而是涵盖理念、机制、管理等全方位的系统突破。创新驱动城市管理者打破传统治理思维的桎梏，以数据驱动、开放协同的视角重塑城市治理模式，将技术潜能转化为解决城市痛点、提升居民福祉的实际效能。创新下的智慧城市具备更加科学的监测、分析、预测、预警和决策能力，更高水平的远距离控制执行和智能化执行能力，更协调的跨部门、多层级、异地点合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创新营造了鼓励探索、包容试错、持续迭代的良好生态，不断激发城市的内生活力与适应未来挑战的外在能力。

宜居是智慧城市的目标导向，深刻体现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核心价值取向。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各地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进程中始终将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作为首要任务，不限于单一的环境优化，而是涵盖生态、服务、治理等多方面的感官提升。近年来，重庆紧跟时代步伐，通过“智慧”增添“宜居”新面貌。2018年重庆市发布国内首部《智慧小区评价标准》，启动智慧小区建设。重庆市还组建专家技术库，重点培育智慧门禁、智慧安防、智慧停车、智慧平台等智慧产品，积极对接国内知名智能化企业，大力培育本地企业，强化配套实施能力。宜居要求智慧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将居民满意度作为关键考核标准，切实推动智慧建设成果转化为可感知的宜居体验，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民生根基。

美丽是智慧城市的绿色底蕴，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一是蓝绿空间智慧管护。2024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强调“节能降碳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将碳达峰碳中和要求内化为智慧城市规划建设的刚性约束。构建绿色低碳的制度保障体系，以绿色低碳理念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健全覆盖能源消耗、建筑运行、交通出行等领域的智慧化碳排放监测评估机制，推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产业准入清单数字化衔接。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以数字化、绿色化协同推进为主线，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转化为可量化、可感知、可持续的生动实践。

韧性是智慧城市的内在核心，是城市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根本要求。城市是风险防控的重要领域。不同于以往的被动应对，智慧城市建设必须把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智慧技术支撑灾害预警、生命线工程监控，以智能化提升响应速度、响应能力，从而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形成技术集成、综合应用、高端发展的现代化、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城市。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控、提前预防的城市治理模式转型。这不仅是提升生态环境的关键路径，更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战略支撑，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文明是智慧城市的精神支撑，彰显了人文精神与科技赋能的有机融合。在城市建设中延续历史文脉、体现中国特色、展现时代风貌，敬畏历史、文化、生态，是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要点之一。以数字技术守护城乡风貌、演绎时代美学，正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支点，让承载中华文明的城市空间在数字时代焕发永恒魅力。

智慧城市建设的制度赋能

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要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依法治市。技术赋能创造了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新体验，也衍生出一系列治理新课题。坚持党建引领，以法治规则固化创新治理的实践成果、以法治标准升级热线机制等民生服务，方能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从技术适配迈向制度引领的新发展阶段。

坚持党建引领，筑牢基层治理根基。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在不同时期，正是在党的领导下一步步探索和建设更高质量的城市发展，创造人类城市文明新形态。其一，政治领导把方向。党在城市工作中发挥着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紧跟党中央的步伐，将党的领导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其二，组织领导强体系。党员在任何时刻、任何地点都要起到带头作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破除数据壁垒。其三，行动领导聚合力。纵向贯通、横向协同，党的领导整合所有部门的力量与资源，破解城市治理中区域衔接难题，带动群众参与城市建设的全过程。新征程上，必须始终将党的领导作为城市工作的“压舱石”，通过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效能。

坚持依法治理，构建全域法治化治理体系。建设智慧城市的关键在于将实践先行逐步转化为依法治理，实现规则引领。多地已在推行“小切口”“小快灵”立法模式，聚焦城市更新、营商环境等领域，针对不同的智慧场景配备不同的运行制度。在经济领域，促进要素流通；在社会领域，凸显公平正义；在生态环境领域，促进绿色生态。增强立法的精准性与可操作性。同时，也需要动态清理现有已不再适宜的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及时废止与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的条款，确保制度供给与城市治理需求同步。依法治市强调执法主体依法治理，遵照法律积极服务人民、执行行政事务，从而提升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此外，探索智慧城市的治理新路子，必须重视将规范技术的使用纳入立法范畴。当前新技术迭代迅猛，应用场景层出不穷，应坚持立法先行、修法跟进、释法并举，让法治成为智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以法治方式创新治理模式，多元协同化解矛盾。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强城市政策协同性，强化各方面执行力”。在权力分配上，编制权力责任清单，运用法治手段厘清部门职责边界，避免“推诿扯皮”，提升执法效能；在权力行使上，重大决策需要经风险评估、集体讨论、公众参与等流程，确保重大决策的作出公平公正、执行有理有据，构建预防性法律制度，通过大数据分析舆情风险，推动治理力量向疏导端前置；在权力监督上，整合监督渠道，执法记录仪数据上传政府云数据平台，留存证据并高效反馈举报事项；在权力协同上，由一个部门统一接受办理事项，根据事项内容派发给同级或上级相关部门。此外，强化社会组织作用，支持并鼓励各行业自律守法，引导由行业自身对业内纠纷进行调解，第一时间化解矛盾，实现智慧城市的高效治理。

以法治途径用好市民服务热线，做到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治。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必须将人民立场融入治理全过程，使法治成果可感可及。各地通过立法固化热线职能，出台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条例或管理办法，建立“政策专员”制度，联动法律顾问在线解答政策咨询。可推广成熟的地方经验，制定热线管理条例，明确首派责任及问责标准，确保合法合理的民生诉求能够听得见、保障办得了。通过需求导向，实现前端感知、中端响应、末端反馈，全链条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

〔本文系2024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法治赋能超大城市现代化城市治理”（项目批准号：2024NDZD03）、2025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以人民城市理念为指引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法治保障研究”（项目批准号：2025WT17）的阶段性成果。〕

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纪检监察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 张震；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研究人员、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林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