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为主要内容的“枫桥经验”。
新时代要念好“变与不变”治理经,提升“枫桥经验”新内涵,就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提高政治站位,紧密结合新时代的新实践新要求,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
为了切实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昆明市五华区司法局大观司法所不断创新举措,从创建医疗纠纷调解室,到如今实施的“政法委员+两长一顾问”调解机制,让矛盾纠纷化解有机制可遵循,这在我省均属首创。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被国际社会誉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东方经验”,素有“东方之花”的美誉。
大观司法所如何构建调解新格局,实现矛盾不上交?如何打造“枫桥式司法所”新样本?如何让人民调解这枝“东方之花”在辖区“花开满园”?为此,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以系列报道形式将大观司法所的创新举措、典型经验、特色亮点一一呈现给读者。
大观司法所调解员主持调解工作现场
指导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15个、调解工作室6个,实现辖区全覆盖;平均每年调处各类矛盾纠纷300余起,化解率达98%以上……
昆明市五华区司法局大观司法所辖区面积2.7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万余人,流动人口3万余人,是昆明市医疗、教育、商贸、旅游较为发达的核心区域之一。辖区各类矛盾纠纷,尤其是医疗纠纷较为突出。
多年来,大观司法所致力打造“枫桥式司法所”新样本,建立了全省首家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室,创新实施了“政法委员+两长一顾问”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实现矛盾在一线化解,坚决让矛盾“不上交”。
1.啃“硬骨头”有了“好牙口”
医患纠纷调解,是全国公认的一块很难啃下的“硬骨头”。大观司法所辖区分布着6家大型医院、17家中小型医疗机构。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大医院)是我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疗机构之一,每年到医院治疗的人群覆盖云南全省和贵州、广西、四川3省(区)毗邻周边地区。
云大医院医务部投诉管理办公室主任白伟说,医学是一门不断探索和发展完善的科学,再加上医生医疗水平以及病人个体差异等因素,导致医患纠纷不断。
10多年前,云大医院发生医患纠纷都是由医院内部组织调解,由于调解难度大、时间长等因素,常常会出现患者家属情绪失控围堵医生,在医院门口拉横幅、打标语等行为,严重影响了医院正常工作秩序。
2010年12月,大观司法所与云大医院共同成立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室。
“医患双方目的是一致的,都希望病人得到及时治疗。以前调解效率较低,多是因为患者家属对调解组织方缺乏信任。自从引入第三方大观司法所介入调解后,患者对调解工作的信任度大幅提高,工作效率得到极大提升。”白伟说。
在医院从事调解工作12年来,令白伟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许某医患纠纷调解案。
2015年2月,许某到云大医院就诊,医生根据许某主诉、病史及精神状况检查后,诊断许某患强迫症,并进行处方治疗。
接受10余天治疗后,许某发现脖子会不由自主向右偏。经过协商,医院为其提供了一年多的康复治疗。这期间,许某多次上访,以医院存在医疗过错为由,长期占用病床,并拒绝承担医疗费用。
一年后,许某病情没有得到完全缓解,许某及其家属认为是服用了医院所开药物所致,要求医院赔偿。因多次协商未果,2016年5月,医患双方共同向五华区大观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纠纷调解申请。
历经近两年,一共组织了14次调解,最终于2018年4月在大观司法所干警、人民调解员魏云不懈努力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许某医患纠纷调解案只是医疗纠纷调解工作的一个缩影,据初步统计,从2010年12月至去年底,大观司法所调解医患纠纷3000余件,成功率98%,其中每年化解云大医院医患纠纷就近100起。
2.政法委员牵头化解“疑难杂症”
近日,昆明的天气乍暖还寒,在大观司法所内却令人如沐春风,一场交通事故引发的赔偿调解在律师的介入帮助下,当事双方达成一致,冰雪消融,握手言和。
对大观司法所工作人员来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已是工作常态。
目前,大观司法所不但有像魏云这样经验丰富的专职调解员主持、专业的律师团队提供服务,还有政法委员牵头组织的司法所和派出所参与,使整个调解过程秩序井然,更加专业、高效,而形成这样的工作机制,需要从去年5月说起。
2021年5月,有多年政法工作履历的熊贵仁调任大观司法所所长。上任伊始,他提出了实施“政法委员+两长(司法所长、派出所长)一顾问(律师)”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设想。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明确了政法委员有统筹协调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基层稳定的工作职责。我就琢磨,如果能让政法委员牵头统筹协调,整合司法所、派出所和律师力量,在调解中形成合力,不但改变了以往单打独斗、碰到事件靠人情请民警或律师介入的局面,还可极大提高工作效率。”熊贵仁说。
说干就干,他把设想向昆明市五华区大观街道原人大工委主任、政法委员张保宏作了汇报。多年来,一直扎根基层的张保宏,有无数次组织化解矛盾纠纷的经历,熊贵仁的设想与他不谋而合。
很快,在上级有关领导大力支持下,当年5月,大观司法所“政法委员+两长一顾问”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正式实施。
根据机制,辖区8家律师事务所成为大观司法所顾问单位,每天轮流派出一名律师或实习律师到大观司法所上班,除助力调解工作外,还义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此后,每接到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解案子,大观司法所就会在正式调解前提请组织各方进行研判,对案件中涉及哪些法律问题,如何保障调解过程安全有序,以及采用怎样的方式进行作明确分工,并通过分析找出最佳调解路径。
参与多次调解的云南泊江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泊江说,派律师到大观司法所值班,参与调解,不但能够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法律服务,加大调解成功率,也能提升律师应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合力圆满解决矛盾纠纷
政法委员牵头实施的调解机制,推动大观司法所人民调解工作迈上新台阶,从此,辖区一些“疑难杂症”得以迅速化解。其中,云南省供销社下属公司职工住宿区物业纠纷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2008年,我省实施供销社改制。改制后,省供销社下属公司职工住宿区设立了门卫,由门卫向小区居民收取停车费、场地费等物管费用维持小区正常运转。近年来,小区几名退休老职工对收取的物管费提出质疑,要求门卫对每笔费用收入和支出进行公示说明。
由于时间长,加之收支没有用专业财会记账方式记录,门卫提供的单据和记录并未得到老职工认可,导致多年来双方纠纷不断,老职工不断到有关部门反映。
2021年1月,大观司法所接到调解指令后,立即派人深入小区了解情况,用了两个多月才把收支票据清理出来,经过核算,与老职工反映的数据出入不到1元钱。然而,此后几月内,大观司法所多次与老职工沟通,依然难以化解双方纠纷。
“小区门卫是夫妻俩,都是原省供销社下属公司职工,多年来,小区工作井然有序,物业管理得到了绝大多数居民认可。自从接到这起调解案后,几名老职工三天两头来到司法所诉说,甚至有个别老职工要作出极端举动,以致派出所出警10多次。我上任后也被老职工找了多次,当时压力很大,经常失眠。”熊贵仁回忆。
“我3次参与组织调解,现场亮明身份,并向老职工讲解党和国家的政策,从情与法的角度分析这起纠纷的始末,这样才逐渐得到了老职工的认同。我还打电话让供销社领导出面劝解,最终多方合力促成了事件解决。”张保宏说。
2021年7月,这场持续了数年的纠纷终于在“政法委员+两长一顾问”调解机制下得到圆满解决。老职工方表示,认可大观司法所核算的数据,从此止纷息访;门卫方表示,每月会公示收支明细。
4.筑牢基层维稳第一道防线
多年来,因业绩突出,大观司法所先后荣获“全省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昆明市创一流司法所先进集体”“昆明市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
2012年至今,大观街道调委会已连续多年被五华区委、区政府授予“十佳”人民调委会,大观司法所干警魏云因在平安医院建设中的突出成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政法委等多个部门共同通报表扬,授予“全国平安医院工作表现突出个人”荣誉称号,还先后被评为“全省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昆明市五华区“十佳”人民调解员。
据统计,2021年,大观司法所辖区15个调委会、6个调解室开展矛盾纠纷排查185件,共调处纠纷314件,纠纷调解成功率100%。
白伟说,把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引入医患纠纷调处中,有效避免了医患双方矛盾纠纷进一步激化,让医务工作者更加安心投入工作,有力维护了医院正常医疗秩序,该模式得到了司法部肯定。
魏云说,去年5月,大观司法所开创“政法委员+两长一顾问”机制以来,工作人员积极将其运用到辖区纠纷矛盾调解中,成功调解一批重大纠纷矛盾案件,切实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
近半年来,张保宏牵头组织了5起调解,每起都很快得到化解,在他看来,大观司法所实施的机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化解矛盾纠纷模式,是对“枫桥经验”的继承和创新。“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切实做好基层工作,是‘枫桥经验’的灵魂,大观司法所真正实现了矛盾不上交。”张保宏说。
昆明市五华区司法局副局长马俊表示,“以和为贵”是中国人的传统,再好的办法都不如让当事人心甘情愿达成调解协议,这种调解是建立在双方自愿基础之上,通常无需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有效保障了当事人权益,同时极大节省了司法资源。
“大观司法所‘政法委员+两长一顾问’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实施,高效、快捷地把纠纷化解在基层,不断提高了辖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马俊说。
昆明市五华区委政法委副书记高原表示,政法委员参与调解矛盾纠纷,在全省并不鲜见,但大观司法所实施的由政法委员牵头整合基层力量,形成的规范化运行机制,尚属首创。
“司法所是司法行政的一个窗口,政法委员牵头到一线调解矛盾纠纷,强化了党对基层政法工作的领导,筑牢了基层维稳第一道防线。这一机制是一线工作法、典型引路法在五华区的具体实践,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又一成果,具有可复制性和推广价值。”高原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