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结晶，也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有效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共传播”，既是推动中国法治话语从“走出去”迈向“走进去”的战略选择，也是促进全球法治文明从“冲突”走向“共通”的使命担当，是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的时代课题。

“共传播”是以“共”字为核心的传播新范式：传播主体从“单一形态”转向“多方共存”，传播关系从“传受分立”转向“共同研讨”，传播内容从“单向输出”转向“内容共生”，传播目标从“信息传送”转向“情感共鸣”，传播成效从“单方独享”转向“多方共享”。这一传播范式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多维要素协同、多重意义共生、多方利益共享的国际传播体系。实现“共传播”，需系统回答并实践好“为何传”“传什么”与“怎么传”三个基本问题。

把握“为何传”：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坐标

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根本目的是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最终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

首先，这是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贡献。当今世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亟待有效的法治化解决方案。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公平正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核心理念，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了新思路。其次，这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要求。法治文明具有多样性，传播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分享在特定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治理经验，为各国探索适合自身的法治道路提供参照，丰富人类法治文明宝库。最后，这是塑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的重要途径。主动阐释自身法治建设的理念与成就，可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解与信任，营造更加稳定、可预期的法治化环境，使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世界。

明确“传什么”：聚焦共同认同、共同面对、共同关注的法治议题

基于“为何传”的价值导向，传播内容的选择必须紧扣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利益交汇点、认知契合点与情感连接点，聚焦三个“共同”。

第一，传播“共同认同”的法治理念。应着重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与公平正义、保障人权、维护秩序、促进发展等共同价值相呼应的内容，如“以人民为中心”体现的人权保障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以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理念共识降低跨文化传播的认知偏差。第二，探讨“共同面对”的法治难题。全球治理面临如何规制跨国资本、平衡数据安全与数字经济发展、打击跨国犯罪与恐怖主义、应对新兴科技带来的法律伦理挑战等一系列共同难题。中国在数字治理、反电信诈骗、环境司法等方面的具体实践，本身就是回应全球性难题的“中国答卷”，能够引发国际同行的专业讨论与思想碰撞。第三，展示“共同关注”的法治实践。应重点传播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司法合作、参与国际组织规则制定等方面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项目运行、推动公平合理的争端解决机制建设、履行国际条约义务，这些具体生动的实践案例最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创新“怎么传”：构建共同发力、共生内容、共用平台、共鸣情感的传播生态

实现“共传播”的实践路径在于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内容动态生成、渠道开放融合、情感深度联结的传播生态系统。

第一，共同发力，构建多元协同的传播主体网络。打破单一主体格局，积极动员多元力量。政府侧重宏观指引与权威发布，学者进行学理阐释，律师和法官分享专业见解，企业讲述合规经营的法治故事，优势互补、协同发力。第二，共生内容，打造动态交互的叙事生成模式。改变“我说你听”的单向生产方式，围绕特定法治议题举办国际研讨会、工作坊，邀请中外学者、官员、实务工作者共同参与议题设定与观点提炼；利用社交媒体发起话题讨论，鼓励全球用户分享观察与思考，使传播内容成为在对话中不断生成的“活态知识”。第三，共用平台，搭建融通内外的全媒体传播渠道。善用国际主流媒体与外交场合，充分运用新媒体、社交平台等多方力量，形成“借船出海”与“造船远航”相结合的渠道优势。第四，共通话语，推动话语体系从政治话语转向国际共通表达，避免因话语隔阂造成对抗性解读。第五，共情叙事，从宏大宣讲转向共同情感与共同故事。将宏大理论转化为有温度的个人叙事、案例叙事和场景叙事，使传播既能“入耳”更能“入心”。第六，共荣生态，从短期传播转向长期培育。坚持平等尊重、互学互鉴、求同存异，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共识中促进共荣，最终形成中外共同参与、共同阐释、共同传播、共同认同的国际传播生态。

（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高级编辑  崔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