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就像打游击，要追到老百姓家里围追堵截……”

　　35年里，李学平总是会想起那啼笑皆非的场景：自己站在村长家门口，庭院里的护院狗呲着牙，死命地冲他嚎叫着，惹得其他彝族家庭的狗都跟着叫了起来。那时候，在云南楚雄元谋县的这个村子里，人们都知道李学平又来了。

　　李学平是彝族人，元谋县是他的家乡。如今，58岁的他，还有两年退休，一辈子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更没经历过什么惊心动魄的瞬间，最让他骄傲的事就是， 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普法。

　　自1986年起，从“一五”普法走到“八五”普法，他不再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法”的生涩青年，元谋县的彝族村落也不再是“只知族规不知法律”的大山里彝族村落，这片生机蓬勃的古老大地在法治阳光的照耀下，渐渐地与现代文明接轨。

　　“这些天书和祖祖辈辈的族规不一样，谁不跑?”

　　村长家的狗特别凶，但刚开始时，却不这样。

　　第一次见到李学平，只叫了一声就被村长喝住，垂头回了窝。热情的村长拉住他，说小李来了，一定要杀只鸡，再喝点酒。

　　那天，桌上的腊肉码得小山高，木姜子油的味道往鼻孔里钻。李学平却吃的不是滋味，他咕哝了好几次，挺挺腰杆，巴拉巴拉地讲起了记好久才硬记下的政策。他悄悄撇了一眼，发现村长的嘴抿成了一字形……

　　要知道，彝语里连“法律”这个词都没有啊!而且，比学习法律更急迫的是，上世纪80至90年代，当地很多百姓还不识字。

　　“别说老百姓，我自己对法律也是一知半解。”

　　自中专毕业后，李学平被分配到元谋县元马区政府，做的都是驻村统计、征粮、税收等工作。直到1986年，“一五”普法规划实施。我国开始对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普及法律常识和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其中，农、牧、渔民是普法的重点对象。因为李学平是彝族人，会彝语，领导便又给了他一项重要任务——给彝族百姓普法。

　　这个任务比想象中要艰巨。“当时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法，更不知道什么是普法”。

　　第二次去村长家的时候，狗叫了几声后，门开了。第三次、第四次来，村长似乎并不想让他进屋。第五次，李学平有些急，“嘴都说酸了”，村长却一会儿往狗食盆里添点水，一会儿到房顶的晒场翻翻晒着的粮食，就是不搭话。

　　直到第六次，屋里始终没人应声。狗叫累了，回头望望屋子，再瞅瞅李学平，便趴下了。

　　实际上，躲着李学平的，不止村长一家人。自从普法开始，村民们就都躲着他。有一次，他好不容易把村民召集齐，拿着一本《九法一条例问题解答》，结果，念的人索然无味，听的人不知所云，底下人越来越少，最后都走光了。

　　但李学平有一股执拗劲，别人躲，他就想尽办法“追”——追着村民每天晚上在彝族传统的火塘会上听普法课。

　　当时还没有通电，全村只有一盏煤油灯，在村长的支持下，要求每户都必须来一个人听，李学平就借着那零星的灯光读法条。但通常他只能被分配到10多分钟的普法时间。

　　“每次大家都得先喝喝酒、说说小话(当地方言，意为说私房话)，感情热络时，我才挑些和村民们生活相关的法条讲。”

　　尽管只有10分钟，也留不住人。

　　“李同志，你讲的这些用不着。”很多彝族兄弟对他这样说。最少一次来了8个人，还有人借机撒腿就跑，李学平追都追不回来，剩下两三个人眼巴巴地盯着他，估计是在纠结要不要跑。

　　村民们听的不情愿，李学平讲的也不情愿。他不是法律科班出身，普法全靠现学现卖，磕磕巴巴照本宣科。“什么民事行为、公民、未成年人……”他只晓得这些字怎么读，可是根本记不住，没有其他工具书，全靠死记硬背。照着念10来分钟，多一句都没有。

　　“宪法、民法、婚姻法、刑法、治安处罚条例……这些天书和祖祖辈辈的族规不一样，听也听不懂，还要被大晚上的硬按在露天地里听，谁不跑?”在李学平眼里，那时普法就是个工作任务，每10天要到县里汇报工作，不做不行。

　　“《地道战》《刘胡兰》……什么有名放什么”

　　但“一五”普法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一位60多岁的大妈登门向李学平求助。一般来说，那个年龄的人，大多是死守着族规，凡事只找族长评理，怎么会想起李学平?

　　事情的原委并不复杂。原来，这位大妈育有3个儿女，她选择让小女儿为自己养老，小女儿家境不好，大妈希望经济条件优越点的大女儿可以给些赡养费用。然而，按照彝族的习惯，为父母养老的子女继承家产，其余子女可以不再尽抚养义务。大女儿坚持按习惯办，村里话事的老人们也都支持依照祖宗规矩办。

　　大妈万般无奈之下，想起了李学平，依稀记得他到村里普法时曾提到，“有个什么法专管儿女不养父母的”。

　　李学平得知后，反复到大妈的大女儿家进行调解，把民法中关于赡养的法律法规讲的明明白白，最终大女儿同意给母亲支付赡养费用。 这件事说大不大，却让很多村民知道：“法律，是用得着的”。

　　逐渐的，他也不再是照着书本念，把每个法条都配上故事，帮助村民们理解。时间长了，村民们看左右躲不过，小李的故事也有趣，与其被围追堵截，还不如老老实实晚上去听他讲普法故事，人也就慢慢多了起来。

　　1991年至1995年，我国进入“二五”普法阶段，李学平也调入了司法行政系统，成为一名全职普法干部，他常常在思索，如何才能让高深抽象的法律，被更多老百姓理解和接受?

　　当时“最时髦的普法手段”是放录像，他当然没放过这个好机会。李学平利用晚上的时间，和县上的电影队合作，深入各村寨放电影，电影放完后，趁着人还没散，赶紧给村民讲两个法条。

　　“《地道战》《刘胡兰》……什么有名放什么，十里八乡都来。有时候一场次将近两百人，少一点的也有八九十人。” ——这大概是好多年来，他第一次不用追着人家普法。

　　渐渐地，“法律”这个词，在老百姓心里似乎没那么陌生了。但普法的效果，毕竟不是短时间就能见效，李学平拿不准，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真的有用?

　　一起“民告官”案件，让他有了答案：

　　1993年，一户彝族村民因土地纠纷被镇政府处罚。村民不服气，想起曾听李学平普法时讲过程序合法的问题，便去找律师咨询，得知镇政府可能存在程序瑕疵后，聘请了律师到县法院起诉镇政府。让村民意想不到的是，法院没有丝毫推阻，当即立案。

　　“过去认为法律只是针对老百姓的，法院是政府开的，个人咋还能还告政府。现在才知道，机关就和个人一样，也得守法，也要上法庭，错了也会输。”胜诉后，那个村民再遇到李学平时这样说到。

　　“过去有了类似的事情，大家就只会一个字——闹。围堵、起哄、哭嚷，可就是没人知道真正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对守法的人就是护身符，对不法的就是一把利剑。”李学平感叹，那是他普法的第8个年头。

　　“做什么都行，就是不想普法了!”

　　在普法的第十个年头，李学平想过放弃。

　　彼时，1996年“三五”普法已经开始，李学平正式进入了县委普法办。当时正值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知识成为普法的主要内容，普法的重点对象也增加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流动人员。

　　此时的县普法队伍里，有了12个法律相关专业的成员，还配备了一辆大喇叭法制宣传车。在人们的记忆里，每天早、中、晚三次都会在上街碰到这辆宣讲车，高音喇叭循环宣讲不同的法律法规。

　　“委屈、无聊，有些企业只看经济效益，咱说不上话!”李学平觉得无处下手，有些沮丧，想和领导说说换个工作，“做什么都行，就是不想普法了。”

　　可想归想，他对工作却没有一丝懈怠。

　　一次，元谋县电力公司突然停电，县里很多居民和企业的电器被烧坏。在当时，各项技术都不甚完备，每次发生此类事件，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定遵循，大家各执一词，就连索赔者自己之间也都无法达成一致。

　　这次，仍是乱作一团。

　　公司领导才想起了之前总和他商量进企业普法的李学平。他提议电力公司必须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制定方案给居民理赔，这样才能服众。不仅如此，还要依法依规制定预案，为以后可能出现的其他情况做好准备。

　　最终，前来维权的居民同意了李学平提出的方案，而此后，电力公司经常会找李学平去给公司的领导、员工做普法。

　　“法律其实是一种需求，无论企业还是老百姓都有这种需求，只是他们还没意识到。而普法，就是先让大家都明白，法律就和衣食住行一样，与自己息息相关，无法剥离。”这件事之后，李学平不再有想离开的念头，又奔赴到普法一线。

　　到了“四五”时期，普法开始由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转变。李学平又有了新的主意——借助彝族特有的左脚舞和花灯普法。

　　他先后创作11首左脚舞、120首花灯，演出队几十名演员都是普法志愿者，花灯走到哪就火到哪，看10遍也搞不懂的法规，一曲花灯过后，上了岁数的老人也开始把“权利”“义务”挂在嘴边了。

　　放在十几年前，李学平自己都想不到，有一天普法的演出可以万人空巷。

　　李学平能走出大山，靠的是知识，这一点，他从未忘记。

　　“那对小夫妻十来岁”。十几年过去了，李学平提起这桩成功案例还有些激动。彝族当时还保留着古老的婚俗。只要双方父母同意，一坛酒下肚，婚事就定下来了，而通常结婚的两个都是十五六岁少年，自己还是孩子，婚后很快就要又有了孩子，连锁反应自然是辍学。

　　“五五”普法开篇，李学平把目光投向了学校里的辍学和早婚。

　　“晚婚晚育是保护，不是惩罚!”“你们难道不想到山外面看看吗?”……李学平至今也不确定，到底是自己的哪句话打动了这对小夫妻。但没想到，“他们就真的等了3年，在成年之后才要了娃娃!”

　　那时候，他开始思考：“法律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或许是一种可能性——人生还可以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

　　“不能只在嘴上普法”

　　“六五”普法之后，与经济民生高度相关的法律不断出台，我国的法律规范体系越来越完备。李学平要学的知识越来越多，他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我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有些事情虽然做了，但是还有这么多案件，我做的不够。普法这个工作有意义、有生命力。”

　　“七五”普法，李学平干了一件大事：他用2015年元谋发生的首例医闹案、某村非访案等多起有重大影响的“三堵四闹”案件，拍摄制作了专题片《热坝说法》。

　　拍摄之初，当时很多领导担心用真实案例会产生不良影响，但是李学平坚持了自己的想法，认为不能只在嘴上普法， 必须让所有人以最直观最通俗的方式了解巨大的违法的成本，没有什么比身边发生的案例更有说服力。

　　“案例+法律条文解读+点评”——短短几分钟内讲清案由以及违法的严重后果，简单易懂，又发人深省。县政府陆续组织公务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农村观看《热坝说法》上千场次，而从片子开播，全县就再也没出现过一起类似案件。

　　现在离第一集《热坝说法》问世，已经有6年时间，片子已经拍摄制作到13集，里面收录了65个反面案例，33个正面案例，有至少10万人观看过。

　　李学平说，“不会停，还要拍续集”。正逢“八五”普法，“电信诈骗、农村的彩礼陋习、反家庭暴力、妇女儿童的权利这些，都要在片子里反映的”。

　　2018年，元谋县法治文化中心、元谋县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元谋县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建设库区移民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正式揭牌——核心展厅、多媒体报告厅、法治文化广场、法治文化街……站在这里，李学平想起的却是30多年前，自己第一次读出法律条文时，摆在面前那张残破的木桌。

　　路通了，汽车多了，要研究道路安全法;经济好了，企业多了，要搞清合同法;人口流动多了，外出务工的多了，要开始学习劳动法了;网络发达了，信息设备多了，要搞好防范电信诈骗的宣传;“法制”走向“法治”，行政干预变为“法律规定”，要让人们知道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

　　今年，李学平获得了2020年度云南十大法治新闻人物的荣誉称号，还剩两年退休的他 ，每天仍在学习“民法典现在读起来不太难，以前民法通则看的最多。乡村振兴促进法也要读，这个和我们关系大，八五普法开始了，我还可以再干两年嘞。”

　　35年，人生的三分之一过去了，李学平却还像是煤油灯下的那个稚气青年，憋着一股劲儿， 他想告诉每个人：“法律，是社会治理工具，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利器，是社会文明的进步……”